我其实早就预料到了那个结局，医生安德烈·叶菲梅奇会被关进去。从一开始他和伊万·德米特里奇在病房里谈论哲学的时候，从他在同事面前流露出对周围粗鄙的不耐烦的时候，从他表现出那种温和的、不反抗的与众不同的时候，这个结局就已经在远处蹲着了。但真正读到那里，我还是难受了很久。

难受的所在

难受的不是戏剧性本身，难受的是：一个和我有着相似求索欲望的人，一个喜欢思考、喜欢追问、不肯被周围的庸俗完全吞没的人，最后的下场是被关进他自己曾经查房的病房里。而那个粗鄙的邮政局长，那个被写得那样不堪的人，却好好地站在病房外面，继续过他那种热闹的、无知的、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，没有人审判他。被审判的，恰恰是那个最不可能造成伤害的人。

伊万·德米特里奇是清醒的，但他愤怒。他的愤怒让人觉得有生命力。他在病房里咆哮，他拒绝接受一切虚伪的说辞，他说这个病房就是监狱，说外面的人不过是一群没被关进来的囚徒。这种愤怒是有重量的，但我也知道，这种愤怒很难持久。它烧得烈，也烧得短。它最终的归宿，可能还是某种更冷的平静。

我叫它清醒的漠然。

清醒的疲惫

医生所追求的那种内心平静，那种斯多葛式的、在木桶里修行一般的犬儒态度，我其实不尽赞成。我不接受那种”鄙视痛苦”的姿态，痛苦来了，就要进去，要沉浸其中，要知道它在骨头上哪一处磨，要学到它要教给你的东西，然后抽离出来，把它割掉，放到一个可以被审视的位置上去。而不是一开始就告诫自己不要感受、不要痛苦。这和我之前写过的”用思考的方式去感受”是一脉相承的。你不能跳过去，不能绕过去，你要走过去，然后再退回来。退回来之后，这种平静不是不痛，是痛过之后自己站住了。他自己认可的”即便镶进墙内也无所谓”的态度还是让他想要逃离病室，还是有愤怒。

所以医生所追求的那种平静，本质上是没有经过足够多沉浸的抽离。**他的平静，不是清醒的漠然，而是清醒的疲惫。**他没有先去经历，他先说服自己不要去经历，这个顺序是错的。

他始终没有逃离出功利主义，而功利主义提供的意义是无根的，他求取的平静也就是靠不住的。

第六病室

让我真正感到畏惧的，是第六病室这个空间本身。

它和我写过的”实心的空腔”不同。我的空腔是我自己造的，墙壁是我自己设定的，里面是绝对自由的。我蜷缩在哪里，灯照在哪里，谁可以以幽灵的身份被允许进入，谁永远只能站在距离之外，全部由我决定。第六病室不是这样。它有守卫，有栅栏，有规矩，它内部的一切都由外部定义。它是别人给你圈定的地方。你是被扔进去的。你不能选择蜷缩在哪一个角落，因为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被监视了。

它不是你的领地，不是你的收容所，它是一种惩罚装置。

真正可怕的就在这里。

一个人，仅仅因为不肯按照被期望的方式生活，就被定义成了病态。而定义他的那一套话语，不容反驳。社会先画好了一条”正常”的线，然后把所有不在线上的人，用各种方式归入不同的病室——疯人院、监狱、体制外的失败者名单。契诃夫把这件事写透了，他没有写一个具体的恶人，没有写一个阴谋，他只是写了一种结构性的冷漠。好像所有人都没有大错，但确实有什么东西在合谋，把那些敏感的人、清醒的人、不配合的人，一个个地筛出来。

荒诞

这就是荒诞,和《局外人》里一模一样，默尔索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哭，于是这个事实被拿来当作他罪不可赦的证据；伊万说这个世界有毛病，于是他被当作那个有毛病的人。他们犯了什么错？他们只是在一个需要表演的环境里，拒绝表演。

他们的死和疯，不是因为他们伤害了谁，而是因为他们伤害了一种”正常”的幻觉。

接下来我要读福柯的《规训与惩罚》。我隐约感觉到三本书之间的那条线。福柯说，惩罚的对象从来不只是犯罪的行为，而是灵魂。权力想要塑造的，是一个驯顺的、可被管理的、能够被划入既有分类的人。精神病院、监狱、学校、考场、体制内的编制表，都是同一种装置。它们不制造幸福，它们制造”符合”。契诃夫写的是病房里那个具体的个体，加缪写的是审判席上那个具体的局外人，福柯要拆开的，是那个把病房和审判席组装起来的整套机器。

保持清醒

读完之后，我可能会有更完整的判断。现在，我只有一个感想：一个人要保持自己的清醒，又不想被关进第六病室，需要比任何人想象得都更清楚自己的边界。他不能愤怒到让世界注意到他的不同，也不能漠然到让自己消失。他必须在愤怒和漠然之间，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。他必须用行为上的温和，保护认知上的清醒。他必须自己造自己的房子，而不是接受任何一间被分配的房间。

我要想方设法的成为病室里的人但是不被抓进病室。